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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約翰湯姆遜之後，不再有重要的國際攝影家來到台灣？

透過荷蘭友人Lambert 引介由加拿大購買的一批晚清台灣珍貴玻璃版，全部編入王雅倫教授所撰寫出版的《台灣攝影史的黎明》，我也放進我的兩本上色著作《晚清台灣》和《台灣歷史珍稀影像，戰爭 庶 風物，1860-1960》。隨後，由台南文化局主辦，王雅倫教授策展在台南東興洋行展出的「東興洋行 「洋行舊事・玻光顯影-重現十九世紀臺南・安平歷史與珍貴影像特展 」中，使用了這一批玻璃版，吸引的大量的參觀人潮。這是台灣第一次展示晚清時期外僑生活盛況的歷史影像，而且還是最清晰的玻璃版。

在這一批玻璃版中，我們很清楚看到晚清時期外僑眷屬活耀於安平和打狗地區。最早年外僑在台灣的著名照片，一般人幾乎只看過幾張「馬偕醫師拔牙」和巴克禮牧師傳教活動，而且多半多次翻拍的。安平和哨頭船山下的主要洋行洋商，以及文獻提到的一些重要的外商，但卻沒有照片。現在，我們終於看到他們的樣子。尤其是休閒生活中的留影，他們喜歡在古蹟建築旁野餐和溜達，享受有文化品味的休閒娛樂。

事實上，拍攝這些照片的本身就是洋行的人員。問題是，如果隨著台灣的經濟不斷地發展，外僑應該越來越多，社區規模應該越來越龐大，結果卻剛好相反，外僑後來消失無蹤，他們去哪裡了？答案是，他們被日本當局逼走了，以致於到了後來，一度頗具規模的高雄洋人墓園竟然無人管理，成為一片荒蕪，最後逐漸被壓在民居地底下。

日本殖民台灣之後，西方商人被迫離去的同時，他們轉移到鄰近的上海、廣州、香港、新加坡、檳城等地，這些地方本來就是外商聚集的地方，出現繁榮的經濟發展，上海更是萬商雲集，南京路的十里洋場成了國際共同的記憶，也是西方和日本遊客必然要造訪之地。留在台灣的多個洋行從閒置空蕩、轉作他用，年久失修，顯得破舊，一度興旺的洋行變得一片凋蔽。照片中的外僑熱鬧的休閒生活，完全消失了。問題出在哪裡？產生什麼影響？以下簡單說明：

1，近代經濟快速發展基本上依賴兩項條件，一是技術的引進、學習和使用，二是資本的自由流通。1860年清政府對外開放後，大批洋商湧入，從事各種生產和貿易事業，開設洋行，建立工廠，引進新的機器和技術人員。台灣開放的四個口岸基隆、淡水、安平、阿狗也是同樣的情況。正是在這段時期，台灣的樟腦和茶葉正式登上國際舞台。劉銘傳在台灣近代化建設包括鐵路、郵政、電報，以及管理的機制等，背後都有歐洲商人的資本和技術，設立「西學堂」目的就是吸收外國的知識和技術，以培養本地掌握近代知識和技術的人才。這段時間也就是照片所顯示的洋商活躍的時期，他們不但出去野餐，打網球，還有各種洋人的俱樂部，也就是台灣最早的西式夜店。包括英國攝影家約翰湯姆遜也就是在此時期進入台灣，進行攝影活動，留下台灣珍貴的攝影資產。

2，日本統治台灣之後，對於台灣的經濟型態進行根本的改造，他們讓日商完全壟斷的台灣的資本、技術和人才市場。所有的進出口權全部由日本總督府指定的日商公司所壟斷，生產機器也只能由日商進口，銀行全部都是日商銀行，所有國際資本和技術集團都被排除在外。晚清時期，國際資本已經介入了茶葉和糖業的生產和銷售，後來全部被迫被日商併購。事實上，洋人連開一家小酒吧都不被准許。

3，同一個時期的台灣人境遇迅速走下坡，他們徹底地被排除在資本和技術的獲得管道之外，包括在台灣本島。以日本時代最重要的國際商品之一的糖為例。晚清時期已經有許多的傳統的「糖廓」，不少本地資本家開始引進較新的技術，提高生產能力，出現民族資本和技術的雛形。日本人來之後，他們被迫將事業併購給新成立的製糖株式會社，由日本人掌握所有原料採集、生產技術、銷售營運等環節。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台灣只是原料和廉價勞力的供應地，蔗糖原料生產完後全部運到日本加工包裝，所以台灣製糖會社的總公司是在東京，並不是在台灣。

4，這是日本統治台灣最根本的思維和手段，台灣只是勞力和原料的提供者，所有的生產出來的原料最後都是要送到日本做最後的加工，也就是最高級的技術手段是在日本實現，甚至連蠶絲這種中國傳統工藝技術，台灣人只有養蠶取絲，生產出來的原料全部運到日本去做成絲製工業產品。台灣人做的就是傳統的手工藝，像編草蓆做草帽這一類，所有涉及到新式機器購買操作以進行量產的，均由日本人一手管控。所有的基礎設施包括鐵路、公路交通，都是要加快這個產銷過程的效率。所有的教育方針也是根據這個原則實施。日本總督府廣設基本技術課程的工專、商專、護專、師專等等，培養台灣人為中下技術階層的工人，但在高等教育方面，1928年成立的唯一間大學「台北帝大」，最後只培養了兩百多個台灣大學生，主要集中在農學部和醫學部，到了1943年日本戰敗的前兩年，才設立的工學部。當然，也沒有碩士和博士班課程。這也解釋了一個基本的現象：所有日本時代台灣重要的設施包括建築、鐵道、電力、水利、測量、製圖等，背後的總工程師以及工程師的高級助理，清一色是日本名字，台灣人只是下面的修理工人。也有不少台灣人跳過總督府狹窄的教育管道，直接到東京讀大學，掌握一些工業技能，但回到台灣後都被安排在很低的職務上，遲到光復後才接替了日本主管的位子。簡單說，日本殖民統治半世紀，竟然沒有培養出一個台灣人高級工業技術人才，所有的重要設備背後都是日本工程師的名字，好像只有他們是唯一傑出的人才。當所有台灣人才都被踩在腳底下的時候，日本技術人員怎麼可能不顯得突出呢？日本殖民當局的做法當然也有深刻的心理影響，讓台灣人民誤以為只有日本人才行，自己不行，從而產生對日本的自卑感，在崇尚和讚美殖民統治的同時，忘了自己是被腳踩在腳底下極為卑微的被統治角色。必須說明的是，同一時期的中國人，歐美留學的人才中如詹天佑已經成為世界一級的鐵路工程師，伍連德成為國際知名的傳染病醫生，這還是晚清中國衰弱的時期。到了1930年代，伍連徳成為第一個被提名諾貝爾醫學獎的中國人，至於其他在歐美拿到醫學、工程、建築、航空、法學、哲學、文學等高等學歷的中國人更不計其數，以致於像錢學森這樣的中國人航空人才都可以參加美國接收德國U2火箭的工作，並成為後來大陸航天航天科技的奠基者。同一時期，台灣只出現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而且還沒有進入國際醫學學術之列，並不是台灣人不行，而是被日本殖民當局限制發展高級人才。事實上，從二戰的經驗看來，日本和美國的科技實力相差一大截，日本只有在軍工業具有一定的水準，其他在基礎科學、製造工業、通信工業，輕工業等領域，跟美國不是在同一個水準上。去日本留學基本上等於是學習當時國際二流的科技知識和能力，遠不能和同一時期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相提並論。透過到日本學習近代科技知識，意味著台灣人被窄化了求知的管道，一開始就被定位在國際二流的水準。

5，除了高級技術限制台灣人發展之外，本土製造業也被綁死。日本人開設的百貨公司台北菊元百貨和台南林百貨，所有的成衣紡織品都是從日本直接進口的，一般人穿的衣服並不是高級工業產品，為什麼不能在台灣生產採購呢？尤其是成本不是更具有競爭力？原因很簡單，台灣沒有紡織工業，因為日本人不准台灣人擁有。事實上，西方工業革命以後，最早興起就是紡織業，因為每一個人都要穿衣服，而且一旦有錢以後還要穿更漂亮的衣服，成衣工業獲利豐厚。西方人一進入中國之後，就開始在沿海城市開設紡織工廠。接著本地企業家也學習紡織工業的技術，他們直接從歐洲買進機器，請西方技術人員指導，以中國人的聰慧，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紡織工業。中國第一代的企業家很多都跟紡織工業有關係，而且都集中在上海和附近的地區，因為這邊有許多外商設立的銀行，可以提供融資業務。1930年代，無論中國沿海的本土資本家、企業家，乃至於海外的華人企業家，都已經非常成氣候。東南亞豐富的資源，加上國際化的自由經濟環境，種植橡膠和生產橡膠製品，挖掘錫礦以及生產錫製品等，帶來龐大的利潤，華僑商人可以參所有環節的生產活動，甚至興辦銀行，如此很快就催生南洋的一批國際大企業家，其中陳嘉庚和胡文虎更是家戶喻曉。陳嘉庚不僅辦企業，蓋學校，還帶頭號召南洋華人支援中國抗戰。胡文虎則創造了中國人第一個國際品牌生活用品「虎標萬金油」，熱銷全世界，一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至於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被排為所謂五大家族之首的辜顯榮，一開始的發跡並不是靠非凡的製造和商業能力，而是替日本當局舉報抗日份子、協助撲殺抗日勢力而獲得獎賞，被授予土地開發以及各種專賣權利，用專賣特權賺取龐大利益。五大家族皆是如此，他們本質上都是與日本當局合作的特權家族，本身不生產任何東西，所謂參與投資也就是取得股權，然後等著分錢而已。或是購買大量的土地，收取佃農的血汗錢。至於商業銀行，外商銀行都不能在台灣設立分行，台灣人更不能開銀行，日本時代末期准許台灣人少許信託業務，但限制很多，台灣人完全被排除在採礦、製造以及金融行業之外，日本當局透過這種方式掌握台灣經濟運作的基本模式，以及台灣人永遠扮演低技能工人的角色。這也決定了經過半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的型態，台灣五大家族仍然是五大家族，社會階級之間幾乎不流通。台灣人唯一能夠獲得財富的機會，是讀醫科當醫生，賺得錢買地買房。這幾乎是唯一致富的道路，但比起不斷冒出頭的國際華商，也只是小小富。如此，也養成了台灣家長們希望自己的男孩子當醫生、女孩子嫁醫生的普遍社會心理。這種心態遠超過其他社會，完全是日本殖民政策所造成的。

6，在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中，台灣有了為運輸殖民經濟作物而興建的鐵道，有為提高稻田生產而興建的水利設施，有培養中下技術人才的專科學校，有炫耀殖民統治威儀的少數公署建築，但就是沒有殖民地常見的繁榮的商業和市街，沒有紅男綠女的不夜城，沒有洋人駐唱的酒吧，沒有萬花筒的遊樂園，沒有大型的時裝秀，只有在寬廣的三線路安靜的夜晚唱「月夜愁」，帶著哀怨的曲調。最近坊間有在說日本時代台灣「豐富的夜生活」，仔細聽結果是在晚上在公園聼傳統戲曲，那是農業社會一般中國人晚上聽戲曲的休閒。今天泉州市公園仍然有這種休閒活動，老人圍坐下棋，或者聼南音彈唱。我每次到泉州市，晚上都會到公園享受這一點輕閒，但那並不是我們所說的十里洋場跳舞聽歌、不醉不歸的夜生活，而且弄到三更半夜，還去吃宵夜等等，而是農業社會晚上空地上聼戲曲，通常九點鐘就結束，然後早早上床睡覺，跟夜生活亳無關係。我們在神戶時，晚上也會去聽傳統的爵士樂，喝一些酒聼聼舒緩的爵士音樂，享受一下國際色彩濃厚的神戶港都，那是上百年的傳統。日本統治台灣，趕走了洋商，中斷台灣國際化的腳步，自然也不可能有洋式的夜生活。

這裡再舉一個我成長的高雄的例子，高雄哈瑪星車站根據當地文史資料整理，重建了第二代打狗驛，這是1908年到1940年使用的高雄火車站。重建的重點是把打狗驛、鐵軌，以及周邊日本時代的一些建築重建整修，包括一間「春田旅社」，重修的中心思想不僅是恢復一些日本時代的建築，也透過這些建築反映當時的「進步繁榮」。其實這個使用了32年的第二代高車站，規模非常小，只有一層平房水泥樓，反映客流量非常少。日本興建南北縱觀鐵路時，採取分段經營的模式。高雄車站最主要的客流主來自屏東和台南兩段，高雄經濟的動力主要是港口。當時台灣最重要的兩大農業產品稻米和蔗糖透過鐵路，集中到高雄港，最後用船運到日本。由於日本在台灣並沒有發展輕工業和國際貿易，高雄扮演的是台灣出口日本的貨運港以及日本海軍軍港角色，沒有旺盛的輕工業和國際商貿，無法喔提供大量的工作機會，因此缺乏經濟起飛的動力。日本時代的高雄市區，基本上就在港邊鼓山區以及壽山下方的位置，最熱鬧的市街就在鼓山一帶，範圍非常小，苓雅寮則有晚清時期一些商賈大戶的院落，至於左營、鳯山清代就有相關繁榮的市鎮，大致上就如此。缺少經濟快速發展的製造業和國際貿易，如此解釋了為什麼在30年間始終維持一個小流量的高雄火車站。因此，火車站前的商業機制也是非常有限的，「春田旅社」並不是豪華大旅社，只是日本商人或旅客到高雄後投宿的商業旅館。即使規模不大，跟一般台灣人也沒有什麼關係，台灣人對它不存在生活記憶。建築不只是房子的空殼子，而是有機的生活記憶。重建的「春日旅社」，就跟台灣其他地區類似重建的日本時代建築那樣，承租給本地的文創業者和咖啡廳，空空蕩蕩，其實假日也沒有太多的遊客。高雄文史工作者希望這些日本建築來重現當年的「進步繁榮」，純粹只是空想，那種繁榮過去並不存在，也不是本地人生活的記憶。這種日本建築的重建只是無聊的樣品屋，毫無意義。另外，打狗驛內的歷史說明更指稱，打狗火車站是「高雄近代文明的起源」；換句話說，這些高雄文史工作者對於晚清35年高雄港邊洋行興盛、國際商船往來頻繁，帶來西方最新的機器和工藝技術、豐富的洋人夜生活，高雄實業家的崛起等等，毫無概念，更別說認識到同一個時期中國沿海城市和東南亞西方殖民城市的情況，日本統治不但不是高雄近代化的起源，實際上限制了高雄近代化的範圍和速度。只有在台灣光復以後，台灣的經濟結構出現根本的改變，高雄擺脱日本殖民的桎梏，成了台灣重工業和加工業發展的重地，同時也成了國際貨運的轉運站，民國50年到60年大約20年間，人口快速增加，商業繁榮，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到處大興土木，休閒生活文化盛行，成就了高雄發展的黃金年代，也剛好是我自己成長的歲月，永遠的生命記憶。新世代高雄的文史工作者對高雄的歷史盲目無知，也沒有走過早年奮鬥的年代，純粹是自己的空想，其幼稚低水準可見一斑。

結語：

從1860年至1895年的35年間，由於執行經濟的開放政策，加上劉銘傳的大刀闊斧，國際資本技術人才大量湧進台灣，激發本土企業人士的創業精神，產生了像李春生、陳福謙等本地實業家，儘管在日本時代他們成了配合日本統治既得利益階層，喪失了實業開創的能力。晚清台灣經濟欣欣向榮，成為重要的國際貿易島。西方的建築、工藝技術、生活器具、家俱、風格等也隨著西方人員和眷屬不受限制地湧入了台灣，西式的生活品味也出現在台灣南北的商港城市。然而，台灣經濟和生活國際化、自由化的趨勢，隨著日本殖民統治的政策緊縮，被迫中斷，窄化成日本所控制的發展管道。國際資本和技術被趕出台灣，外商紛紛離去，外僑社區消失。台灣人被迫透過日本帝國來接觸和學習近代化知識，其實是間接的、二流的東西，卻誤以為是最先進步、唯一的，以致於忘了台灣在日本統治之前曾經是蓬勃30年的國際經濟自由島，不幸成了史盲。尤其在今天的政治環境裡，不少人彷佛吃了迷幻藥，沈溺在胡思亂想的滿足感和虛榮心中，形容日本殖民統治是「台灣人的近代文明初體驗」，把國際資本、技術和人才都禁止進入的台灣地形容成「亞洲第二」，把連近代城市基本設備的有軌電車以及娛樂生活的遊樂場、電影工業、時裝工業、國際樂團駐唱的夜總會等都沒有的台北，說成「豐富的夜生活」。就像長得明明很普通的女人，拿了外國進口的普通化妝品，濃妝艷抹，花枝招展，自以為比別人更洋氣，還笑別人「沒看過水龍頭」，其實只是讓自己顯得更土而己。的確，一提到日本時代事事都進步，口沫橫飛，對照的就是對日本以外的世界的極度陌生，甚至對台灣本身歷史的無知。如此得意洋洋，更顯得土包子的呆樣而已。

最後再提一句，知名西方攝影家約翰湯姆遜1871年來到台灣，拍攝的一組南台灣平埔族的照片，在他之前還有愛德華茲，留下不少好照片，他們都是在晚清國際化時代的台灣過來。日本殖民時代，知名國際攝影家仍然不斷地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獵影，留下很多重要的作品，他們有基本的商業動機，就是把拍下來的作品製作成相冊，作為國際旅遊人士的旅遊紀念品。然而，他們唯獨不來台灣了，因為台灣已經不再是國際旅遊之地。台灣只有日本半官方單位製作的「台灣寫真大觀」，照片只有日文圖說，提供到海外殖民地台灣旅遊的日本旅客，作為旅遊紀念品。所有的照片都是刻板的觀光宣傳照片。

整整半世紀日本殖民統治，知名國際攝影家在拍攝台灣的作品上交了白卷。為什麼？原因只有一個，日本殖民政府把台灣關進殖民的牢籠，把台灣跟西方世界隔離起來，不准西方的資本和技術進來，管制嚴格，當然人也就不來了。整整日本殖民統治半個世紀，幾乎找不到幾張西方人在台灣活動的照片，因為沒有活動，哪來的照片呢？ 1920年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第一次大篇幅報導福爾摩沙。這份雜誌攝影作品聞名全球，然而這次報導中所使用的大部分的圖片，居然都是日本殖民政府所提供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