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ose
民國39年，中共地下黨人羅吉月(左抱小孩者)辦理自新後，返回老家後與家人團聚。
苗栗客家人羅月吉：中共台灣省學工委台大工學院支部書記返家宣傳照片
民國39年，中共地下黨人羅吉月(左抱小孩者)辦理自新後，返回老家後與家人團聚。
羅月吉，苗栗客家人，台灣大學機械系學生，受曾永賢影響傾向社會主義思想。1948年，加入中共台灣省學工委台大工學院支部，擔任領導工作，並在工學院吸收黨員，發展地下組織。台灣大學是中共菁英黨員的集中地，發展迅速。隨著台大黨支部被破壞，大批學生黨員遭到逮捕。
這張照片是保密局安排羅月吉所拍攝的宣傳照，目的是呼籲其他仍在潛逃的地下黨員盡快出面自首。
中共台灣省工委兩次被破壞以及戰爭後的戰爭
由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６日之間，中華民國情報單位偵破中共台灣省工委組織，逮捕主要領導幹部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許敏蘭等人。１９５０年５月，陳福星重建工委組織，到了年底已頗具規模，領導層進入苗栗山區，並著重在南北山地農村，依賴貧窮的佃農建立共產革命基地。不過，由１９５１年４月至１９５２年４月，重建的組織又悉數遭到破獲，主要幹部被逮捕，中共在台發展組織的計劃從此劃上句點。
１９４９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至台北之時，儘管中共已經在北京建立新政權，更改國號，內戰烽火仍未曾片刻稍歇，國府努力整合留下大陸的剩餘武裝力量。同時，中共則準備渡海攻台，並加強在島內發展組織工作，以配合解放軍的軍事行動。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２年的三年間，雙方進行了極為激烈的鬥爭，大抵上都在本身領地上清除了對方勢力，形成了隔海而治的分裂局面。
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戰剛勝利時，中共即派遣台灣籍幹部蔡孝乾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由延安出發，１２月抵江蘇准安，向中共華東局書記張鼎丞、組織部長曾山，洽調來台幹部。１９４６年２月，首批中共幹部由張志忠率領從上海搭船潛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蔡孝乾則到了７月間才潛入台灣領導組織，並正式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由蔡本人擔任書記，直接領導「台灣學生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台灣省山地工委會」、「台灣郵電職工工委會」、「蘭陽地區工委會」、「台北市工委會」等機構工作。先後並以陳澤民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領導台南、高雄、屏東等地工作，洪幼樵任委員兼宣傳部長，領導台中、南投等地工作，張志忠任委員兼武工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工作。
三年之間，中共台省工委成功地透過國民黨高級幹部李友邦的周邊人員蒐集情報，先後開設「大安印刷所」、「三榮行」、「華盛行」等商號從事開闢財源以及掩護工作，加上中共在大陸的戰場上日占上風，國民政府在台灣的施政不得人心，中共地下黨的發展相當迅速。「二二八事件」時，台省工委僅有黨員七十餘人，不過大多為日本即積極投身抗日活動、富於政治組織和鬥爭經驗者。台中的謝雪紅和嘉義的張志忠曾分別領導武裝鬥爭。事件後，共黨黨員迅速擴增，１９４８年達到四百餘人，１９５０年時已增加到九百餘人，隨著中共在中國大陸的全面勝利，台灣局勢風雨飄搖，省工委的任務轉為積極配合中共軍事攻台的準備。儘管情勢對其有利，不過省工委亦存在著組織上的弱點，主要是各級組織基礎與忠貞程度不夠堅強，軍事幹部缺乏，部隊未經政治教育，工農群眾毫無鬥爭經驗，抗壓性不足。
１９４９年，國民政府情報組織首先由偵破的「基隆市工委會支部」及「光明報」案內獲得線索深入調查，１０月３１日在高雄逮捕了省工委會副書記陳澤民，並迅速佈線滲透查出蔡孝乾的地址。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９日，在台北市泉州街將蔡孝乾捕獲。身為中共在台組織最高負責人的蔡孝乾被捕後不久，立刻全面輸誠，將組織悉數暴露，因此洪幼樵、張志忠等十三名領導幹部隨後陸續被捕，中共台灣省工委全線潰散，核心幹部與外圍分子約二千人遭到逮捕偵辦，損失慘重。由於此時中共已經在北京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軍兵強馬壯，已經在福建沿海集中二野和三野各一部計五十萬兵員，準備對台灣展開最後一擊。同時，為了鞏固新政權，中共對國民黨在大陸留下的基層組織人員快速展開了血腥的肅清行動，處決了約50萬人，並揚言進入台灣後將採取同樣的肅清政策。面對此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國府也採取同樣的嚴厲政策，將逮捕的中共地下黨大批處決，並監禁左傾分子，嚴格控制言論，以避免大陸時期遭到中共嚴重滲透的歷史重演，不僅喪失台灣最後生存之地，連自己也淪為中共槍決和囚禁的對象。實際上這是血腥內戰你死我活的最後一刻。
由於海峽的隔離以及省工委遭到全盤的破壞，鬥爭形勢極為不利，由大逮捕中逃脫的中共地下黨員基於社會基礎薄弱、生存不易，因此採各自獨立作戰的方式，互相聯絡，利用地方勢力深入隱蔽，積極向鄉村地區發展，伺機而動。１９５０年５月，以陳福星「老洪」為中心的地下黨組織與中共華東局重新取得聯繫，並接獲指示，召集全省高級幹部討論建立臨時領導機構，重整組織。１９５０年底，重建的二代省工委已再具規模，但其間主要幹部周慎源與陳福星發生歧見，不服陳的領導。陳福星於是在黨內進行整風，並發表「向偏向鬥爭」一文，作為整風之中心材料，以加強思想與組織力量。
相較起蔡孝乾領導的省工委，陳福星重新調整了工作策略，組織發展由城市轉往鄉村，由學校轉往工廠，選派幹員滲透政府機關作長期潛伏。在鬥爭方式上，陳福星的重點轉到利用合法的民意機關、基層組織、地方派系等豉動反政府的情緒，運用勞動方式建立基地，在勞動中求生存、求安全，在勞動中團結群眾；加強思想教育，訓練必死決心。反對太平觀念，時時提高警覺，要住山寮、住山洞、住溪邊、住荒地等等。
陳福星鑑於蔡孝乾等延安派遣幹部離開台灣太久，發展組織時脫離了台灣社會的實情，陳福星奉命啟用了大量的本地幹部，運用他們長期的社會關係鞏固發展。雖然中共地下黨再度獲得重整的機會，不過，此時韓戰已經爆發，美軍開始協防台灣，國民政府在台灣逐漸站穩了腳步，並得以投入全部的力量整頓內部安全。
１９５１年４月，內政部調查局在竹東逮捕台共竹北區委赤柯山、工人支部書記林扔階及黨員鄭材雄等人，根據其供詞，又進一步查獲新竹地委所屬三個支部，起出地下黨內部文件和教育書刊。調查局立刻將全案函請台灣省情報委員會統壽指揮，最後決定由台灣省情報委員會、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台灣省調查處三個單位組成「特種聯合小組」，派精幹人員集中辦公，以求擴大偵辦，全面對付重建的地下黨組織。「特種聯合小組」在偵辦中掌握了幾項重要的原則，包括（一）從破案中建立特情。（二）保留線索、深人滲透。（三）預佈監獄，派員臥底。（四）著重說服工作，並運用自首自新人員集體說服。
（五）耐心佈置、摧毀組織。
經過一年的佈建，聯合小組成功地在中共地下黨組織內向上發展，向側擴張，並不斷建立內線，利用內線控制下層組織。到了１９５２年初，陳福星實際上已處於被包圍當中，終於在４月間遭到逮捕。與蔡孝乾不同的是，陳福星所領導的二代省工委組織是遭國民政府由下而上，抽絲剝繭，逐次瓦解的。在這個過程中。由於聯合指揮小組採取心理說服和籠絡的方式，取代了上次嚴懲的手段，地下黨員投誠者頗多，組織逐次瓦解幾乎是全面的。主要領導幹部陳福星、曾永賢、劉興炎、林希鵬、黎明華、蕭道應等人均以自新結束了省工委的革命鬥爭。經此一役，地下黨領導菁英盡失，無力再建。
值得一提的是，陳福星所領導的二代省工委主力在桃園、新竹等地活動，後來轉移至苗粟地區。此區有複雜的山脈、溪流，為客家人聚居的山川地帶，居民以務農為主。陳福星計劃在此偏僻的農村發展農運，發展群眾關係，建立農村武裝基地，重演中共在大陸發展革命的模式。不過１９５０年開始，國民政府記取大陸失敗的教訓，在台灣推動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措施，以補償方式強行分配地主的土地予貧窮的佃農，提升農民生活，這使得中共地下黨生存發展所依賴的社會基礎大幅縮小，這也是地下黨失敗後無力再建的重要因素。不過由於這段時期，地下黨主要幹部來自苗栗，在此區農村有深厚的社會關係，因此左翼社會主義的思想在此區頗具歷史根源。
此後，在冷戰時代，由於國府實行保密防諜的教育，不斷提醒人民對於中共地下黨的警覺性，因此，有關中共地下黨的事情在社會中屬於高度敏感的話題。１９８０年代末期，著名導演侯孝賢在《悲情城市》一片中首度以隱晦的方式，在銀幕上呈現一些台籍菁英在「二二八事件」後加入中共組織的情形。到了１９９０年代，有關台灣在日據時代台共以及光復後中共地下黨的學術研究作品始陸續出現，對這一段的國共鬥爭的延續有了比較詳細的學術研究。
總之，隨著陳福星被捕，由中共中央直接指揮的在台灣的中共地下組織走進了歷史。未暴露身分的黨員此後亦處於失聯狀態，不再活動。後來情報單位所偵破的左翼組織多是分散的、自發的政治活動，未能證實與中共的直接關係。中共無法在台灣製造「島內革命」，便只有轉為純為武力、政治等方面的外在施壓，但始終無法成功。國民政府則藉此穩定內部，進行思想與社會上的改造，強烈灌輸反共思想，形成了日後台灣社會的特色之一。
後記：
儘管陳福星所領導的第二代中共台灣省工委被破壞後，中共華東局直接指揮的台灣地下黨組織已消滅殆盡。然而從1950到192這兩年多時間內，國共內戰的延伸過於慘烈，存活下來的人仍然進行了一場數十年的心靈的戰爭。獲得國府當局辦理自新的有省工委高級幹部陳福星、曾永賢、劉興炎、林希鵬、黎明華、蕭道應等，他們都被安排進入調查局工作，目的就是利用他們對中共的了解，繼續追查仍然潛逃的過去的同志們，並且協助防止共產主義革命的火焰重新燃起。然而，如何確定他們不是假裝投降以繼續潛伏呢？甚至擔任雙面間諜的角色？手段其實很簡單，安全脫身者必須供出相當多的地下黨同志的名單，其中有不少人被處決，必須見血，其餘的被供出的同志至少被處10到到15年的徒刑。如此，自新者已經成為面貌可僧叛徒，永遠失去黨的信賴，甚至自己也成為被暗殺報復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安身在調查局，進行與過去同志出賣和對決的戰爭。就手段而言是非常殘忍的，但在秘密工作中確是基本的形式。因此，任何中共地下黨人被逮捕後可以安全脫身、事後宣稱自己沒有出賣任何同志，就事實而言，完全不可能。
儘管如此，事隔幾十年後，整個歷史環境改變，當那些被出賣關押的老同志出獄後，開始在社會上找工作過，結婚生子，過著平凡人的日子。過去的歲月逐漸淡去，出賣者和被出賣者之間再重新碰頭，出現複雜的愛僧關係。加上兩岸的政治依然存在，有時候甚至波濤洶湧，在歷史和人性上呈現了複雜的、令人動容的現象。以自新者中比較有名的曾永賢和蕭道應為例，蕭道應是屏東客家人，台北高校、台北帝國醫學部畢業，年輕時富反日思想，1940年隨蔣渭水的女兒蔣碧玉等人前往中國大陸參加抗日活動。台灣光復後返台，並在228之後加入中共地下黨。蔡孝乾叛變後，蕭道應和陳福星一起躲到苗栗的客家山區。他和陳福星辦理自新後，先到調查局工作，接著在醫療專業上，成為頗具知名度的法醫。連出獄後的過去地下黨個同志，也覺得蕭是不錯的人。
至於曾永賢，名氣更大。他是新竹客家人，日本千葉明倫中學校畢業，後就讀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系。光復後返台，228事變後被中共台灣省工委宣傳部長洪幼樵吸收，視其為重點培植的菁英。自新後，曾永賢一直在調查局做到處長的職務，同時也擔任「匪情研究」工作。李登輝時代，曾永賢受到重用，被聘為國策顧問、總統府資政，以他的資歷背景來協助處理兩岸關係。他甚至受李登輝總統委任為兩岸密使，與中共元老葉劍英的兒子葉選寧見面。據參加過總統府國安會議的人表示，曾永賢幾次在國安會議中表達對中共在台灣有內應的憂慮，然而他的前同志、那位由於同志出賣拒絕變節而在綠島關了34年的林書揚，每年都帶領一大批曾經被關了10多年出獄的同志們，前往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從來不改變他們作為中國人的堅定立場，以及對社會主義中國的認同。曾永賢會不知道嗎？他當然很清楚，但卻從未「舉報」阻止。相反地，前地下黨同志陳炳基和吳克泰返台探親，曾永賢還居間幫了大忙。曾永賢在國安會議中主動表達對中共內應的擔憂，從真實的情況來看，更像是澄清自己的思想嫌疑。同時，他又對吃過坐牢苦頭、歷經滄桑的老同志們，如今又繼續與中共政府保持密切的聯繫，似乎又表現出愧疚式的體諒。
2002年，蕭道應過世，出席他的喪禮的有調查局的人，也有關10多年出獄的老同志們。出賣者和被出賣者，抓人的和被抓的共聚一堂，共同表達對老朋友過世的哀悼，看來過去的一切都放下了，歷史和人性的悲憫莫過於此。
當然，也有內心深處很難放下的，譬如李友邦將軍的夫人嚴秀峰女士曾經被關了15年，由省工委領導張志忠的夫人季澐的判決書中顯示，嚴秀峰是季澐供出的。嚴女士用很嚴肅的神情跟我說：「我永遠不會原諒季澐。」我在北京的時候曾跟吳克泰提到嚴秀峰的心結，吳微笑地說：「我知道，不過季澐自己也被槍斃了，所以也就這樣了。（意思是，沒什麼好怨她了）。」另外，曾經在綠島關了七年的已故作家陳映真先生，有一次也很感嘆的跟我說：「不知道為何台灣人出這麼多叛徒？」我想，這種戰爭後的心靈戰爭將會持續多年，直到這一代甚至一代人完全都過去。
儘管如此，這只是個人心靈的戰爭，由於兩岸之間尚未簽署停戰協議，也未實現和解，所以，就實際情況來講，交戰狀態尚未全解除。而中國共產黨依然存在，力量比過去更強大，因此，有關過去在台灣的中共地下黨的歷史並沒有完全結束，尤其近年中共政府在北京西山竪立了在台灣中共烈士紀念碑，刻上了八百多位在台灣被處決的台籍共產黨員的名字，尊他們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烈士。每年都由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舉行公祭，並給予最高的榮譽。
至於在台灣，這段歷史被以一種近乎怪異的方式處理，第一當事者國民黨並沒有完成國共和解，至於民進黨政府，近年成立的「促轉會」幾乎將所有被處決的中共地下黨平反，卻只強調他們遭到國民政府處決，以突顯國民黨政府的殘暴，而刻意模糊他們是中共黨員的身分，並且肩負著配合解放軍渡海攻台的任務。這是戰爭時期的生死鬥爭，也是他們被處決的真正原因。「促轉會」尊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烈士是「台灣民主前輩」，儘管帶著機會主義色彩，但實際上也等於為未來兩岸關係，以及兩岸歷史的論述留下了很大的空間。因為未來有必要時，只要把「台灣民主前輩」、「台灣民主前輩的血淚故事」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烈士台灣民主前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烈士台灣民主前輩的血淚故事」，幾乎就解決了原有國民黨所設下的史論障礙了，並充分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歷史中的合法地位。
（徐宗懋撰文）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